诸个体是无限的分析命题。但是，虽然它们在所表达的东西这一方面是无限的，但在明晰表达这一方面，以及在它们有实体的表达区域这一方面，它们仍是有限的。诸人称是有限的综合命题：在其定义方面，它们是有限的，而在其应用方面则是未确定的。个体和人称本身就是本体论命题——人称建立在个体之上（反之亦然，个体由人称建立）。然而，本体创生的第三个元素，即反过来依赖于人称的多重门类和可变属性，并不会体现在一个再次成为本体性的第三命题中。相反，这个元素将我们送到了命题的另一个秩序中，并构成了一般逻辑命题的可能性条件或形式。相对于这个条件而言，同时在这个条件之下，个体和人称不再扮演本体性命题的角色。它们现在作为物质实例来将可能性加以现实化，并在逻辑命题中规定了对于有条件者（conditionné）之实存来说必不可少的关系：作为与个体之关系（世界、诸事态、集合体、个体化诸身体）的指称关系；作为与个人之关系的展现关系；以及由可能性形式定义的意指关系。因此，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以下问题的复杂性：在逻辑命题的秩序中什么是首要的？因为，如果作为可能性条件或形式的意指是首要的，那么它仍然会指向展现，因为在本体论秩序上，定义了意指的多重门类和可变属性仍然建立在人称之上；至于展现，它则指向了指称，因为人称建立在个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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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来说，在逻辑起源和本体起源之间不存在平行关系。相反，两者间有着一种传递，可以允许各种移位和干扰。因此，假如我们仅仅论证了个体与指称、人称与展现、多重门类或可变属性与意指之间的对应关系，那就想得过于简单了。的确，指称关系只能在一个世界中建立，而这个世界又受到个体化的各个方面影响，但这仍是不充分的。除了连续性，指称还要求去设定一种同一性，并使其依赖于人称的展现之秩序。这就是我们先前所说的指称预设展现。反过来说，当人称在命题中被展现或表达时，这并不会独立于诸个体、诸事态或诸身体状态，它们不满足于被指称，而是形成了许多情况和可能性，与人的欲望、信念或构成性筹划（projects）相关。最后，意指预设了一种良好感觉的形成，它随着个体化而产生，就像共同感觉的形成在人称那里找到了源头。它涉及到了指称与展现的整个游戏，在肯定前提的力量与陈述结论的力量中都是如此。因此，正如我们所见，在这个非常复杂的结构中，逻辑命题一般的三种关系中的每一种都依次是主要的。这个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了语言的第三级排布。正因为语言是由本体和逻辑创生所产生的，所以它取决于意义，意义通过自身构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次级组织，并且这种组织是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分派的。 （例如，请注意两个x之间的区别：未形成的悖论元素x，在纯粹意义的情况中，它丢失了自己的同一性；而一般对象x则只是体现了共同感觉中产生的同一性形式）。因此，如果我们要考虑这个复杂结构的第三级排布，而每个命题之间的关联在其中都必须以一种循环的方式基于其他关系，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如果失去了这种互补性，整体或其中任何一部分都可能崩溃。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逻辑命题的回路总是可以解开，就像圆环可能被断开一样，并且更是因为在有了意义以后，逻辑命题关系变得脆弱甚至可能坍缩到无意义之中，进而面临着失去所有量度（measures）的风险。同样地，意指、展现和指称面临着坠入无根基深渊中的风险，而深渊只允许怪物身体脉动。这就是为什么，在命题第三级秩序甚至意义的次级组织之外，我们预见到一个可怕的首要秩序，在那里整个语言都被包裹了起来。
似乎，在意义对于偶然点和独异点、问题和题问，系列和位移的组织中，意义是双重生成的：它不仅产生了具有确定维度的逻辑命题（指称、展现和意指）；它还产生了这个命题的客观相关物，这些相关物本身首先作为本体命题而被产生（所指称者、所展现者和所意指者）。创生的两个方面之间缺乏同步性也模糊不清，这就解释了诸如“错误（error）”之类的现象，因为比方说，某个所指称的东西可能会在一个本体性命题中被给出，但这个命题又与正在被考虑的逻辑命题不符。然而，错误是一个非常人为的概念，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因为它只影响了命题的真实性（truth），而真实性被认为是现成且孤立的。只有当真假的概念从命题转移到这些命题所应该解决的问题时，我们才会发现起源的元素，并且在这种转移中真假概念的含义也完全改变了。或者说，当“真”和“假”所限定的是问题而非与之对应的命题时，意义范畴便取代了真实范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知道问题绝非指示着经验知识的一种主观而暂时的状态，相反，它反而指向一种理念客观性或者一种构成了意义的结构，这一结构同时为知识和已知物、命题及其相关物奠定了基础。问题及其条件之间的关联将意义定义为问题本身的真理（truth）。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条件所受的规定仍然不充分，又或者，条件被过度规定了（overdetermined），以至于问题可能会变成是一个虚假问题。至于对条件的规定，一方面它意味着一种游牧分派的空间，奇点在其中得到分配（拓扑空间[Topos]）；另一方面，它意味着一个种分解的时间，通过这种时间，这一空间被细分为诸多子空间。每一个子空间都通过添加新点来相继地得到定义，以确保正在被考虑的领域的得到渐进而完整的规定（永恒纪元[Aion]）。总是有一种空间凝聚并沉淀着奇点，就像总是有一种时间通过未来与过去事件的碎片来逐渐完成事件。因此，问题有着一种时空间上的自我规定，在其顺序中问题逐步前进，弥补自己条件的不足并挫败其过剩。正是在这一点上，真理变成了意义和生产力。解答恰好在问题规定自身的同时产生。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经常相信解答不允许问题自存，并且它回溯地给予了它一种主观环节的地位，一旦找到解决方案这一环节必然会被超越了。然而情况恰恰相反。通过适当的过程，问题在空间和时间中得到规定，并且随着得到规定，它也规定了诸解答，而它则持存于诸解答之中。问题与其条件的综合产生了命题、其维度及其相关物。
意义因此被表达为问题，而诸命题则与问题相对应，因为它们指示着特殊的回答，意指着一般解答的诸实例，并展现出了解决的主观行动。这就是为什么，与其以不定式或分词形式来表达意义——变成雪白，雪之变成白色——我们似乎更应该以疑问形式表达它。的确，疑问形式是基于一个给定（或能够被给出）的解决方案而得到设想的，并且只是某人所持有的回答的中立复身（什么是雪的颜色？现在几点了？）。至少，它能够将我们引向我们所正在寻找的东西，即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与它所包含的命题没有相似性；相反，它产生它们，因为它规定了它自己的条件，并且将被产生的诸命题之排列的个体秩序指派到一般意指和人称展现的框架内。疑问（interrogation）只是被投射的问题的阴影，或者说是基于经验命题所重构的。但问题本身是起源元素的实在（reality），复杂的主题（theme）不允许自己被化约为任何命题的论题（thesis）。[1] 从经验角度来看，从作为其“答案”的命题中提出问题，而从哲学或科学角度来看，通过“相应”命题的可能性形式来定义问题，这两者不过是同一个幻想。这种可能性形式可以是逻辑的，也可以是几何学的、代数学的、物理学的、先验的、道德的等等。这并不重要。只要我们通过其“可解决性”来定义问题，我们就会将意义与意指混淆，并且只能按照有条件者的形象来设想条件。事实上，可解决性领域是与问题自我规定过程相关联的。问题与其自身条件的综合构成了某种理念性的东西或某种无条件的东西，它同时规定了条件和有条件者，即可解决性领域和该领域中现存的解答、命题形式和命题在此形式中的规定，作为真理之条件的意指和作为有条件真理的命题。问题既不相似于它所包含的命题，也不相似于它在命题中所产生的关联：它不是命题性的，尽管它并不实存于表达它的命题之外。因此我们不能跟随胡塞尔，他声称表达只是一个复身，并且必然具有与接收它的东西具有相同的“论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成问题者只不过是其他命题论题中的一个，并且“中立性”落到了另一边，对立于所有的一般论题，仅仅用来表现另一种可以设想作为相应命题之复身而被表达出来的东西的方式。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意识的二者择一，按照胡塞尔的说法，“模型”和“阴影”构成了双重的样式。[2] 但似乎恰恰与他的看法相反，作为主题或被表达的意义，问题拥有本质上属于它自己的中立性，然而它从未成为过模型或阴影，从不是对它进行表达的命题的复身。
问题对于命题的每种样式都是中立的。动物而已（Animal tantum）…… 圆作为圆既不是特殊的圆，也不是在方程中表现的概念，其一般项必须在每个实例中取特定值；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微分系统，对应于奇点的发散。[3] 问题并不实存（exist）于命题之外，在命题的意义中，进行表达的诸命题恰恰意味着问题并不存在（is not）：问题内在、自存或持存于诸命题中，并与我们先前遇到的这种外-存在融为一体。然而，这种非存在（non-being）并不是否定者之存在；倒不如说，它是成问题者之存在，我们或许应该把它写成（非）-存在或者说?-存在。问题独立于否定者和肯定者；然而，它确实具有一种实定性（positivity），这种实定性与其作为问题的立场是相符的。同样，纯粹事件也获得了这种超越了肯定与否定的实定性，将两者都视为问题的解答实例，而现在事件通过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它所“设置（pose）”或“废除（depose）”的奇点来定义问题。事件…… “某些命题是废除性的（abdicativae）：它们剥夺或拒斥了某个对象中的某物。因此，当我们说快乐不是一件好的某事时，我们剥夺了它的良好之品质。然而，斯多葛学派认为即使这个命题也是实定的（dedicativa），因为他们认为假如快乐不是好的，那么就相当于陈述了这种快乐发生了什么……”[4]
因此，我们必须区分复身和中立性这两者的概念。意义是中立的，但它从来不是表达它的命题的复身，也不是它在其中发生并被命题所指称的诸事态的复身。这就是为什么，只要我们仍然处于命题的回路之内，意义就只能间接地推断出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只有通过打破回路，就像打开和展开莫比乌斯环那样，才能直接把握意义。我们不能在有条件者的形象中思考条件。哲学不愿陷入意识和我思的陷阱之中，哲学的任务在于清除先验领域中所有的相似性。然而，为了忠实地遵守这一紧迫使命，我们必须拥有一些无条件的东西——它将会是一种在自主形态中对条件的异质综合，在这种形态下，条件将它自身同中立性和起源之力结合了起来。但是，当我们早些时候谈到意义的中立性，并将这种中立性呈现为复身时，这并不是从创生的角度来看，因为此时意义拥有从准原因那里继承来的起源之力；而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此时意义首先被认为是由有实体原因所产生的效果：一种无动于衷、毫无结果的表面效果。我们如何既能让意义甚至能够继续产生诸事态，而它在其中得到体现，同时又能让它本身由这些事态或身体的行动和被动（一种无瑕疵的构想）所产生？
静态创生的想法本身便消除了矛盾。当我们说诸身体及其混合物产生了意义时，这并不是因为有一种预设了意义的个体化。诸身体中的个体化，混合物中的量度，人称和概念在变化中的游戏——这整个秩序都预设了意义以及非个体化、非人格化、中立的领域，而意义在这个领域中展开。因此，诸身体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生产意义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在其未分化的深度和无量度的脉动中被采取的诸身体。这个深度以一种原初的方式行动，通过其力量来组织表面并把自己包覆在表面内。这种脉动有时通过形成最小量的表面和最大量的物质的形成来行动（因此球形），有时通过表面增长以及相应于不同过程的复多化（multiplication）来行动（拉伸、碎片化、压碎、干燥和湿润、吸收、起泡、乳化等）。所有爱丽丝的冒险都必须从这个角度重新阅读——她的收缩和成长，她的饮食痴迷和排尿痴迷，以及她与球体的相遇。表面既不主动也不被动，它是混合身体的行动和被动的产物。表面的特点在于它会滑过自己的领域，无动于衷且不可分割，就像普罗提诺所说的那些细长条带，“当它们纹理连续而细腻时，可以观察到水浸透了它们，流到了另一边。”[5] 作为单分子层的容器，它保证了两个无厚度的层次具有内在和外在的连续性或侧面凝聚力。作为纯粹效果，它仍然是准原因的位点（locus），因为即使表面能量不属于表面，每个表面的形成仍应归功于它；并且从中产生了一种虚构的表面张力，一种施展在表面平面上的力。为了增加这个表面而花费的劳动被归因于这种表面张力。作为突然凝结、融合、延展层次状态变化以及奇点分布和重组的剧场，表面可以不定地（indefinitely）增加，就像两种液体相互溶进彼此一样。因此，有着一整套作为深层混合物之效果的表面物理学——这种物理学，它无休止地组装着整个宇宙的变化和脉动，将它们包覆在这些移动的极限之内。而且，表面物理学必然对应着一个形而上学的表面。形而上学表面（先验场域）是指，在被当作一个整体的诸身体之间并在包覆它们的极限之内建立起来的前沿，另一方面，则是将一般命题建立起来的前沿。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个前沿意味着关联于表面的某些声音之特性，它从而使得语言和诸身体或者形体深度和声音连续体之间形成不同的分布。在所有这些方面，表面本身就是先验场域，并且是意义和表达的位点。意义是在表面形成和部署的东西。前沿也并不是分离，而是关节元素，因此意义既呈现为发生在身体上的东西，也内在于命题之中。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认为意义是一种加倍，并且意义的中立性与其作为复身的状态不可分离。事实上，加倍并不意指着一种转瞬即逝和无实质的相似性，一种没有血肉的形象——就像没有猫的微笑一样。相反，它被定义为诸表面的生产、复多化和巩固。这种加倍是反面和正面的连续性，是建立这种连续性的艺术，它使得意义能够在表面上同时分布到两边，既是在命题中自存的被表达者，也是发生在身体状态中的事件。当这种生产崩溃时，或者当表面被爆炸和钩子撕裂时，诸身体再次落入了其深处；一切都再次落入匿名脉动之中，在那里语词不再是任何东西，而只是身体的情状（affections）——一切都落入了在意义次级组织之下轰隆低响着的初级秩序中。另一方面，只要表面得以保持，不仅意义会展开成为一个效果，而且还会分有附着于其上的准原因。它反过来导致了个体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诸身体及其被度量混合物的规定过程；它还产生了意指以及随之而来的命题及其被指定关联的规定过程。换句话说，它产生了整个第三级排布或静态起源的对象。
[1] 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黑格尔清楚地证明了哲学（或科学）真理不是作为对于简单问题“凯撒什么时候出生？”的回答而采取的命题。关于问题或主题与命题之间的差异，请参见莱布尼兹，《人类理智新论》第4卷，第1章。
[2] 《现象学的观念》，第114、124节。
[3] 在一本非常优秀的书《笛卡尔主义或科学的真正更新（Le Cartesianisme ou la véritable rénovarion des sciences）》（巴黎：Gauthier-Villars，1843）中，博尔达斯-德穆兰（Bordas-Demoulin）清楚地展示了这两个表达圆周的差异：x2 + y2- R2 = 0和y dy + x dx = 0。在第一种情况下，我无疑能够为每个术语赋予不同的值，但是我必须为每种情况赋予它们特定的一个值。在第二种情况下，dy和dx独立于任何特定值，它们之间的关系仅指定义三角正切角与曲线切线与横轴之间角度的奇点（dy/dx = - x/y）
[4] 阿普列乌斯，《解释论》（借鉴了术语对子abdicativus-dedicativus）。
[5] 普罗提诺，2: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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